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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最初的十来年里，外国教会在中国曾发起过一场建筑领域的“中国传统复兴”运动：无论是教堂、医院还是学校，其建筑都流行起戴上琉璃瓦大屋顶的“中国帽子”，将过往在西方人眼中早已跌落神坛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重新变成时尚。而其中教会大学的建设，更是把这一“中国复兴”潮流溢出宗教场域之外，发展成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深远影响的建筑风格复古运动。

  其中，对建立和发展教会大学最为热心的是美国基督教会。国民政府时期在中国教育部注册备案的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和学院，全部为美国教会创办或主导。这些大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多数都放弃了原先的旧有校舍，另外购买土地营建新校园，且大都不约而同地在新校舍建筑风格上，选择采用中式复古风格。这场大规模的新校舍营建运动，也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次传统建筑复兴运动的高潮。

  辛亥革命（1911）后，专业建筑师逐渐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美国人茂飞（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建筑师。茂飞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系，曾在纽约的数家事务所当过绘图员。1906年，他和搭档丹纳（Dana）在纽约挂牌成立自己的事务所，随后数年间在美国承接了一些小型的设计业务。直到这时，茂飞还未表现出对中国建筑的兴趣，也没有设计过任何一个中式“大屋顶”建筑。他与中国建筑产生交集，是因为其母校耶鲁大学。1901年，耶鲁海外布道会成立，后改称“雅礼会”（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在随后数年间，雅礼会先后在湖南省会长沙建立了雅礼学堂和雅礼医院。1914年，雅礼学堂开始招收大学本科生，并决定在长沙城北门外麻园岭建新校舍和新医院大楼。正是雅礼会的这一建设规划，促使茂飞开始了中国之旅。

  1914年春天，茂飞在参观了北京紫禁城后，盛赞其是“世界上最完美建筑群……其庄严与华美，在其他任何国家的任何城市里都没有一组建筑群能与之相比”，并说自己参观紫禁城所留下的记忆和感受，比参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还要生动和令人难忘。姑且不论这些仿佛回到了马可·波罗时代一般的溢美之辞，究竟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还是基于商业头脑的文宣包装，紫禁城的建筑对于茂飞日后演绎“中国建筑文艺复兴”的影响无疑是极为深远的。他随后在中国所做的一个又一个中式大学校园设计，从某种角度上看正是愈加忠实地摹写故宫的殿堂。在他心目中，这个被推崇为“无与伦比的庄严华美”“世界上最完美建筑群”的昔日的旧宫，便是“中国建筑”的最高范式和正统代表。

  在完成雅礼大学设计后的1918年，茂飞在上海幸运地获得了他的耶鲁同级校友李登辉担任校长的复旦大学江湾新校的设计项目。而校方在与他见面商讨的一开始，便确立了要采用“纯正地道中国风格”的设计基调。大约在这年底，他已完成了复旦新校园的设计，并绘制出了效果图，刊发在了次年复旦的校刊上。

  这是一个经典的美国“草陌”式校园，主要校舍合围中央的运动场，其中一端的攒尖顶大礼堂构成校园中心建筑，而大部分主要校舍则为歇山顶的矩形平面大楼。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些歇山顶的样式虽然也呈现出不同于上海本地建筑的较为官式的造型，但茂飞仍普遍在屋面上开有整排的老虎窗。这种在大屋顶屋面上开窗的做法，曾被茂飞普遍的应用于雅礼大学的设计中，是从实用的角度，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高耸的大屋顶下空间的浪费而为之。不过，这显然破坏了中国传统大屋顶的整体性，最重要的是让整个大屋顶看起来颇为滑稽，全然不够“中国”了。

  但也正是在1918年的上海复旦大学设计中，茂飞开始走上他在华设计生涯的高光时段。在当年12月18日他写给丹纳的信中，提到复旦大学建筑的立面图和鸟瞰图正在绘制当中，并颇为自得地写道：“我们正努力让它们的设计比以往任何人做的改良式中国建筑都更为彻底地中国化（并且我认为也更加端庄和好看）。”这一既更端庄好看又更中国化的设计，相信便包括了1920年冬天开工建设的复旦江湾校园最早的建筑：奕住堂和简公堂。从老照片看，实际落成的奕住堂和简公堂，在屋顶造型上已与1918年鸟瞰图中的校舍有了明显改进，大屋顶的屋面保持完整而不再开窗，整体风格上已与不久之后的金陵女大校舍颇为一致。

  复旦大学奕住堂旧影（王启元：《巍巍学府：复旦·上医与近代中国（1905—1949）》）

  1918年的复旦大学没有给茂飞完全施展的机会，且由于历史原因，茂飞留给复旦的设计——无论建筑实体还是设计资料——都近乎湮灭，这使得在后来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复旦这一案例在茂飞的设计生涯中似乎并不突出。但事实上，这处校园堪称是茂飞的在华设计生涯中的一个颇为关键的转折点。正是在从事复旦校舍设计的过程中，他逐渐探索出了一套日臻成熟的茂飞版“中国式建筑法则”，并在接下来的南京金陵女大校园规划设计中逐步发展完善和付诸实施。

  概括而言，这套“茂飞法则”最重要的包含：推崇清代北方官式建筑的造型并以之为“中国风格”的唯一范式；建筑整体形制尽量模仿完整、严谨的清代官式殿堂，不再随意变形和夸张，建筑平面多呈单一的矩形；屋顶以清代官式歇山顶为主要形制，兼用庑殿顶、攒尖顶等；注重屋檐下斗栱的模仿以解决中式屋顶和建筑墙体间的视觉衔接；以中式圆柱和传统彩绘图案装饰建筑外墙，等等。

  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茂飞演绎“中国建筑”的能力也愈加成熟和“地道”。到完成燕京大学的设计时，这座“代表着近代教会大学建筑最高艺术成就”的大学校园，已奠定了茂飞在教会主导的这场中国建筑复兴运动中的旗手地位。由此，在随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茂飞被聘为建筑顾问，深度参与了《首都计划》的规划，并主持设计了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墓及纪念塔。茂飞也因此成为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为接下来由国民政府发起和主导的近代中国建筑史上第二次民族形式复兴运动——“中国固有之形式”奠定了基础。

  “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公认的起点，是南京中山陵工程，其建筑师是曾经在美国跟随茂飞参与在华教会大学设计的吕彦直。此后的《首都计划》，更是全面阐述了“固有形式”的话语逻辑，茂飞亦作为顾问深度参与了该计划。

  这阵由官方强力主导的建筑民族主义风潮，在上海仍是在非官方的营建活动中首先表现出其影响。早在1926年，其时中山陵工程尚在建设之中，上海的私立光华大学便在上海西郊建起了同样为宫殿式风格的新校舍。光华大学是此前一年，由一批自圣约翰大学脱离出来的师生所组建的一所新的私立大学。不久之后，他们在距离圣约翰校园不远的大西路开始建设新校园。影响光华大学校园建筑风格基调的，除了中山陵建筑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公共建筑领域日益高涨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外，圣约翰大学校园古香古色的中式建筑也是大学主事者心目中某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底色。

  光华大学校方“在他们开始建筑校舍的时候，曾经声言他们的建筑计划，是完全仿照了北京协和医院办法，起成了皇宫的格式的……但可惜，光华当局因为经济的关系，便没有能够完全达到他们计划中的目的。”尽管财力有限，这所私立大学还是尽力完成了新校园建设，并在最重要的核心建筑上充足表现了其“宫殿式”的建筑特色。位于校园核心区东西相对的两座主教学楼，分别作为大学本部和附中的教学楼与办公楼，二者皆由上海凯泰建筑公司著名建筑师杨锡镠设计。当时沪上报章曾刊载了杨锡镠手绘的效果图，并附有一段洋溢着浓烈民族主义情感的建筑评论，将光华大学新校舍与中山陵相并论：

  教室图样一纸，系由该公司建筑师杨锡镠君所计划，原该校为国争光之本意，所有建筑，屏绝西式，采取纯粹之吾国宫殿形式，参以最新建筑学理，成此巨构，庄严宏丽，兼而有之。查吾国建筑，素以严肃见称于世，惜乎晚近，欧风嚣张，群尚西式，反使华胄典型，瞠乎人后，有识之士，每引为深忧。年来建筑界有鉴于此，故时有华式新建筑之创作。该校校舍及吕彦直君之孙中山陵墓，同为去年华式新建筑中之杰构。

  杨锡镠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是中国本土培养的著名建筑师。光华大学校舍，是他设计中式复古风格的早期代表作品，其中也奠定了日后他做类似建筑规划设计的某些基调。

  1929年开始，官方主导终于登上上海这个大舞台，大张旗鼓地参与到“中国固有之形式”的上海实践中来了：几乎与《首都计划》的出台同步，上海市政府也制定了一个“大上海计划”。该计划意在抛开租界和老城厢，在黄浦江下游的江湾地区建设上海新市区，并制定了详细的规划方案。该计划所规划的行政中心区域，在20世纪30年代陆续建成了一批大屋顶的“固有形式”建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新市区核心区的市政府大楼。

  市政府大楼位于新市区的中心位置，是“大上海计划”重要公共建筑中最早开始建设和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大楼征集设计的具体方案之初，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在“悬奖征求市政府图案办法”中就提出了明确要求：“建筑须实用与美观并重，将各处局联络一处，成一庄严伟大之府第。其外观须保存中国固有建筑之形式，参以现代需要，使之不失为建筑物之代表。”虽然在收到的19份应征方案中评选出了8个获奖方案，但当局仍不甚满意，未直接采用第一名方案，而是请担任评委的建筑师董大酉在各方案基础上重新设计了一版新方案并付诸实施。此后，董大酉又主持设计了包括博物馆、图书馆、航空陈列馆、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等江湾新市区的一系列重要建筑，成为“大上海计划”实践中的领军者。

  董大酉与吕彦直一样，也是民国初年的清华留美生，先后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27年曾供职于茂飞的事务所，一年后回国从业。跟随茂飞的这段经历，成为他此后娴熟演绎“中国固有之形式”的重要依凭，而在市政府大楼的设计中，我们也能够明显看出这种传承关系：大楼采用了中部主楼和两翼楼组合的三段式构图，这显然脱胎于茂飞此前在教会大学校舍中常用的模式。大楼庑殿顶的两侧翼楼与歇山顶主楼的组合，与燕京大学贝公楼可谓如出一辙。大楼屋面采用绿色琉璃瓦，屋脊脊兽皆为黄琉璃瓦，外墙采用传统梁柱装饰，室内外遍涂传统彩绘，整体显得颇为富丽堂皇。

  如上所述，上海这个近代中国著名的“大学之城”，在中国建筑复兴潮流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宫殿式”的大屋顶校舍，正是在茂飞规划设计复旦大学校园的过程中开始渐成“范式”的；与中山陵工程几乎一起进行的私立光华大学校舍，也旗帜鲜明地采用“宫殿式”建筑风格。而在紧接着的“固有形式”建筑潮流中，江湾一带除了“大上海计划”行政中心外，在大学校舍方面同样没有缺席：国立上海商学院的新校舍建设，便是深受“大上海计划”理念影响的典型案例。

  国立上海商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21年东南大学与暨南大学共同在上海创办的“上海商科大学”，该校于1928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在沪办学初期，学校“向无确定院舍，是使学生向学之心亦难于安……校舍租自他人，地位既隘，所耗非少”。到了1929年，校方始“于江湾路购得田地十余亩……拟于该处自建大洋房数幢”。这一校舍于1930年暑期正式动工兴建，“照彦沛记建筑师所拟图样，共计两大椽，规模宏敞，建筑费定为十一万零二千元，承包人为新义记营造厂”。设计这两栋校舍的“彦沛记建筑师”，即吕彦直逝世后中山陵后续工程的建筑设计师李锦沛。然而此时“大上海计划”起步，市政府大厦仍在修改方案中，“固有形式”尚未成为上海公共建筑领域的绝对主流基调。如在中大商学院的设计中，李锦沛的设计的具体方案是两栋纯西式的洋楼，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中式风格的元素。

  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江湾一带成为激战之地，刚刚落成不久的中大商学院校舍“在炮火之下，嗣即为日军占据，竟将该院房屋以及图书、校具器物，全部焚毁”，该校只得转入法租界内租地临时办学。同年7月，该校独立出中央大学，改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并积极谋划重建校舍。1934年9月，学校成立“院舍建筑委员会”，在江湾原址重建新校舍。工程自1935年1月开工，由前文提到的曾设计光华大学宫殿式校舍的杨锡镠设计，上海陆根记营造厂承建，当年9月即告竣工，学校乃迁回原址开学。

  国立上海商学院1935年新建的校舍工程，最重要的包含校门、教室及办公厅大楼、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和饭厅五栋主要建筑。据校方规划，后续还拟建图书馆、商品陈列馆暨经济研究所和教职员宿舍三座建筑。已建成的各建筑规划设计图纸及部分建筑照片，都曾刊发在由杨锡镠本人担任发行人的《中国建筑》杂志上，使得我们能从中了解这一组已消失无踪的校园建筑的诸多细节。受制于狭小的地块面积，上海商学院校园布局较为局促，也没办法做到轴线对称，但在其中营建的主要校舍建筑仍十分精美：正门为一座山门式门楼，进门后的一栋“H”形平面的三层楼建筑为学校教学活动的主楼，其中一层为各教室，二层为学校行政办公用房，三楼设有大礼堂和图书馆。主楼后的庭院两侧分别为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其中男生宿舍为三层，女生宿舍为二层。在校园的最尽头处，则是一层的饭厅及附属建筑。

  与此前被毁的上一代校舍相比，这批新建校舍的建筑风格迥然一新，一律改为宫殿式的“中国固有之形式”风格。其中男、女生宿舍为单檐歇山顶，校门及饭厅为单檐庑殿顶，主楼则将这两种屋顶形式进行了组合。各校舍的一层外墙为人造石饰面，二楼以上则为红砖清水砖墙，主楼一层外还装饰有传统式样的勾栏，入口处另有一间小巧的抱厦。整座建筑无论平面布局、外墙装饰语汇还是屋顶的组合形态和屋脊中设烟囱的做法，都能够准确的看出近十年前光华大学教学楼的影子，但与光华那个高耸硕大的大屋顶相比，商学院的屋顶坡度更为平缓，这一调整应不只是出于建筑审美，而更可能也是为了兼顾经济和实用。女生宿舍虽然体量稍小，但二楼寝室窗外设有回廊，使整座建筑相较男生宿舍更显纤巧秀美。

  国立上海商学院主楼入口处旧影（《中国建筑》第3卷第4期，1935年9月）

  国立上海商学院的全部主要校舍，大屋顶一律覆盖黑色筒瓦，窗户皆采用钢窗。尽管屋面没用琉璃瓦，但建筑外墙仍色彩鲜艳，在檐下额枋部分施以油漆彩绘，尽显古色古香之风韵。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批校舍的大屋顶装饰细节，在鸱吻、檐兽部分皆采用了与中山陵相似的建筑语汇，统一使用几何云纹图案代替传统神兽造型。

  国立上海商学院主楼细部大样图 （《中国建筑》第3卷第4期，1935年9月）

  宫殿式新校舍的落成，使得国立上海商学院校园在其存世的短暂时光里，一度成为西体育会路一带醒目的风景和地标。即使在学府林立的上海江湾地区，这一规模不大但典雅华美的校舍仍显得十分吸引眼球。1937年2月，该校一名学生曾投书《大公报》，自豪地写下这样一段描述：

  当你由宝山路口搭上四路、五路公共汽车到复旦大学或是上海市政府去的途中，车经西体育会路，很容易地在你眼帘前会掠过一座辉煌壮丽东方宫殿式的建筑来。如果你是第一次注意的话，也许你会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再比较仔细地赏识一下。我告诉你，这座新建筑是国立上海商学院的新校舍。

  商学院的宿舍恐怕在今日上海各大学院中要算最好的了。粉刷洁白的墙壁，漆得光滑的地板，簇新的桌椅、书架，很宽畅的一个寝室里只排上二个、三个的榻位。如果你是善于布置和陈设的话，真不会使人相信这是一间学校的宿舍。特别住在三层楼上的同学，一推窗看到野外的青绿，几疑置身在一个乡村里的别墅中。

  然而万分遗憾的是，这组在兵燹后浴火重生的新校舍建筑群，竟在落成不到两年后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全部被毁。时人曾痛惜感慨道：“国立上海商学院……院舍落成仅三五载……校舍巍峨如宫殿，画栋雕梁，可膺独立学院校舍之首选。如此建筑，已尽殉抗战之难矣。”而杨锡镠的另一设计作品——光华大学校园，也与之遭遇了同样的厄运，在淞沪战火中亦被完全摧毁了。

  尽管如此，上海曾经在近代中国民族形式大学校园营造史上占有的重要位置和扮演的关键角色，对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大学校园营建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仍是不可忽视的。

  本文作者刘文祥系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原文刊发于《上海地方志》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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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刚满月被“保姆”抱走？警方接到爸爸报警，火车站紧急拦截，真相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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