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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6月至7月，根据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所确立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分4个案件，对45名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严正的审判。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由自己的法官，首次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扰，独立开展的正义审判。

  法庭上，受审的日本战犯有的跪地请罪、有的痛哭悔过，全部认罪服法，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史上的奇迹。

  1931年9月18日，沈阳，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年后，1950年7月，抚顺，中国政府将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969名日本战犯引渡至此；1952年11月，太原，接收了由华北军区、公安部等单位解送来的140名日本战犯。新中国准备对他们进行严正的审判。

  中央明确指示，要把他们教育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这对我们的祖国、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

  在接受教育改造初期，战犯表现出抗拒和恐惧，拒绝认罪。其实，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也有着非常大的心理矛盾。

  1950年，刚大学毕业的赵毓英被分配到刚刚组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我母亲是营养护士。”赵毓英的女儿高璐薇回忆，“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让她为罪大恶极的战犯服务，心里特别不舒服。领导发现大家这样的一种情况，就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说要为国家大义着想、顾全大局，对战犯进行人道主义改造，一定要做好医疗和生活方面的保障。”

  1953年，刚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深造结束的王振东被组织安排到太原战犯管理所担任管教组长。据王振东的儿子王并生回忆，他的父亲对党和国家关于战犯教育改造有关政策的理解，认识到这些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起战争的牺牲品，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思想转变之后，我父亲绝大多数都是日夜与这些战犯在一起，通过不同方式，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发动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王并生对记者说。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张宏波介绍：“战犯想读书，管理所就给他们购买中日的书籍。战犯能学习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战犯武部六藏身患重病，后来就生活不能自理，抚顺战犯管理所安排了专人照顾，包括给他喂饭、帮他翻身。

  即使这样，武部六藏还是拒不认罪。“另一个战犯藤田茂看见武部六藏在管理所人员的悉心照料下，身体有所好转，这对藤田茂的触动非常大。藤田茂就对他说：‘你想想我们过去对中国做了什么？现在中国的医护人员如此照顾你，你怎么还不醒悟？’”张宏波讲述。

  温颖的父亲温久达是原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室主任。温颖提到，有个战犯把腿摔了，走不了路，父亲送战犯到医院后背他上楼。走着走着温久达发现了自己的衣领湿了，回头问他：“怎么了？是疼吗？”战犯哭着说：“我对不起中国人。”他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很后悔、很自责。

  “除了保障战犯的生活，还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让他们认识到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行。”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的女儿金戈和记者说，战犯管理所带领战犯到全国各地参观。战犯们完全没想到新中国这么快就能恢复生产、正常生活。

  “在参观过程中，一个战犯看到了东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被杀的图片，他扑通一下就跪下了，指着赵一曼身旁的人说：‘这个人就是我，我指挥他们杀的赵一曼。’”金戈说，这等于他交代罪行。

  “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战犯们都认为在新中国战犯管理所的6年时间，自己从一个没有是非观或者是非观颠倒的人，变成了一个有是非判断、有和平理想、有追求和平能力的人。”张宏波说，战犯反省和认罪之所以彻底，除了人道主义待遇外，就是犯罪事实与罪证调查的严谨彻底。

  “人证、物证、战犯自身认罪，同时战犯之间要相互能够作证，有受害人的控诉揭发和证明，司法机关在工作中严谨、严密，让战犯心服口服。”张宏波说。

  现已97岁高龄的王石林仍清楚地记得，当年24岁的他受命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侦讯业务训练班，经历3个多月的学习后，赴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工作。

  那是1953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署从全国检察系统和公安部门抽调数百名干部，组建侦查处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东北工作团（以下简称东北工作团），先后分别在抚顺和太原，对在押日本战犯展开大规模调查取证和侦讯。

  为了保证两地侦讯工作步调一致，东北工作团派出太原工作组，赴太原协助对战犯全方面开展管教和侦讯工作。王石林作为太原工作组的成员又从抚顺转战太原。

  最初，侦讯工作难度非常大。“因为一些战犯曾从事间谍特务活动，他们本身就有反侦查能力。”王石林和记者说，起初战犯都是对抗态度、不认罪，后来采用了侦讯与管教结合、与调查取证结合、与检举揭发结合等诸多办法，才有了从对抗到对话，再到认罪的过程。

  1956年4月25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明确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同时，任命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为特别军事法庭庭长，军事法院副院长（军法少将）袁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为副庭长。

  贾潜孙女贾玲玲、外孙林钢和记者说，特别军事法庭工作人员在准备阶段“呕心沥血，从各方面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

  “1956年1月，参加审判工作的各路人马集中到了香山卧佛寺。在统一领导下，分头开始了紧张的准备……我们法庭人员，主要是熟悉案情，掌握司法程序。”袁光曾回忆，当时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审判的依据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份决定。

  同年6月9日至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分四案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

  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有一幢古式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四根红油漆立柱。就是在这幢小楼里，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开始了对外国侵略者的独立审判。

  “新中国在审判日本战犯时，借鉴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模式，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遵循法律程序，开展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当时在北京政法学院工作的廉希圣作为辩护律师，撰写了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的辩护词。他说，为了充分保障日本战犯的合法权益，法庭为战犯提供日文版起诉书，并在法庭开庭前5天将起诉书副本及日文译文送达各日本战犯。

  同时，为充分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法庭指定了32名中国律师为45名战犯进行辩护，且其有权为自己辩护并作最后陈述。

  法庭重证据、重事实，确保每件被起诉罪行都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包括被害人或蒙难者家属的书面控诉、当地居民证词、日伪档案及报刊书籍记载、战犯同僚与部下的举证以及战犯本人的供词等。例如对武部六藏等28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我父亲是在日本新兵刺杀场上跑掉的唯一的一个人。”赵阿萌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说，他的父亲赵培宪作为证人提供了控诉书，委托公诉人当庭宣读。赵培宪在控诉书中写道，被刺杀的们高呼着“中国万岁！抗战胜利万岁！”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赵耀仁当时在该院担任秘书，旁听了太原审判。“法庭上宣读了起诉书，受害者控诉了战犯的种种罪行，审判长宣读判决的时候，战犯们都自主跪到地上表示认罪。”这一场景让赵耀仁终生难忘。

  榊原秀夫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162支队支队长，曾指挥部下大量生产细菌，制造细菌武器，并惨无人道地用中国战俘和抓捕来的居民做活人毒性试验。

  在最后陈述阶段，榊原秀夫说：“我愿受到严厉处分，并希望它能成为制止帝国主义者将来大量使用毁灭性武器的一个警告……我决心贡献出自己的余生，反对给人民造成无数不幸与苦难的侵略战争，争取世界和平。”

  法庭最后宣判，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实行从宽处理”的精神，对45名日本战犯分别从宽判处8至20年不等有期徒刑。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王萌说，在法庭上，出现了国际审判史上罕见的情景：面对特别军事法庭的宣判，没有一个被告人不服从判决，许多日本战犯都是痛哭流涕、鞠躬甚至跪地谢罪请求严惩。

  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宽大处理，免予起诉，于1956年6月至8月间分3批释放回国。回到日本之后，不少人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

  在部分战犯获释回国前夕，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员吴浩然递给战犯副岛进一包牵牛花种子。“但愿你们能带鲜花来，不要带枪炮来。带鲜花来，我们是朋友，带枪炮来，我们是敌人。”吴征南这样回忆父亲吴浩然当年对副岛进他们的嘱托。

  回到日本后，副岛进将这些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的小院里。当牵牛花又结出饱满的新种子时，副岛进把它们送给朋友邻居，一遍遍地讲述着种子的来历。

  1957年，部分归国战犯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成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的坚定力量。

  朱耀堂之子朱小丁表示，此后中归联经常组织忏悔、反战活动，说明新中国审判和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政策非常成功。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东侧，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这是1988年，中归联捐建的。碑文镌刻着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以及反对侵略战争、坚持和平友好的誓言。

  赵阿萌说，今天我们去回顾，是要大家记住这一段不该忘记的惨痛历史，让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让爱好和平的人不再遭受痛苦。